妻與妾：被遮蔽的古代婚姻暴力史

翻開《白婦傳》，那些被冠以"賢良淑德"之名的古代女性形象躍然紙上。她們溫婉、順從、隱忍，完美地嵌入了"三從四德"的倫理框架中。然而，當我們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，這些被浪漫化的婚姻敘事背后，隱藏著一部觸目驚心的暴力史——不是刀光劍影的戰(zhàn)場廝殺，而是一種更為隱蔽、更為系統(tǒng)的暴力：古代婚姻制度對女性的系統(tǒng)性壓迫。這種暴力被"妻妾制度"合法化，被"男尊女卑"的倫理道德所粉飾，最終內化為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。

古代婚姻的核心暴力首先體現(xiàn)在其制度設計上。所謂"一夫一妻多妾制"，本質上是一套精密的性別壓迫機制。在這個體系中，女性被嚴格區(qū)分為"妻"與"妾"兩個等級，而男性則享有幾乎不受限制的性特權。明代的《大明律》明確規(guī)定："凡以妻為妾者，杖一百；以妾為妻者，杖九十，并改正。"這種法律條文看似維護妻的地位，實則確立了男性可以同時擁有多個性伴侶的合法性。更殘酷的是，這套制度通過將女性劃分為不同等級，成功實施了"分而治之"的策略——妻子負責生育合法繼承人，妾則滿足男性的性需求與情感需求，兩者相互制衡，共同服務于父權家庭的穩(wěn)定。

在《白婦傳》中，我們看到的"賢妻"形象，實則是這種制度暴力最完美的產物。她們必須忍受丈夫納妾的事實，還要表現(xiàn)出大度和理解；她們必須壓抑自然的情感嫉妒，將這種壓抑美化為"婦德"。清代才女袁枚的妹妹袁機，在丈夫納妾后寫下"妾心如水妾身輕，君心似石不可轉"的詩句，表面哀婉動人，實則字字血淚。這種精神上的自我閹割，比肉體暴力更為殘忍——它要求受害者不僅接受暴力，還要熱愛施暴者，并將這種扭曲的關系視為美德。

而作為"妾"的女性，處境則更為悲慘。她們大多出身低微，或是因家道中落被迫為妾，或是直接被當作商品買賣。宋代筆記《鶴林玉露》記載了一位官員"以千金購美妾"的故事，將女性徹底物化為可以計價交換的商品。妾室在法律上幾乎沒有任何權利，她們的孩子常被正妻收養(yǎng)，自己則隨時可能被轉贈或發(fā)賣。明代小說《金瓶梅》中的潘金蓮形象雖被妖魔化，但她從婢女到妾室再到被轉賣的命運軌跡，卻真實反映了妾的普遍處境。這種制度化的性剝削，將一部分女性永久地置于性客體的位置，剝奪了她們作為人的基本尊嚴。

更為隱蔽的是，這套制度通過文化敘事完成了自我合法化。歷代文人墨客創(chuàng)作了大量贊美"賢妻良母"的詩詞歌賦，將女性的自我犧牲神圣化；同時，又將嫉妒的妻妾妖魔化，如《長恨歌》中"悍婦妒妻"的形象建構。這種文化暴力比法律暴力影響更為深遠——它塑造了整個社會的認知框架，使得女性不僅在外在行為上被迫服從，更在內心深處認同了這種壓迫的合理性。清代女詩人顧太清在《定風波》中寫道："自古紅顏多薄命，莫怨東風當自嗟"，這種將結構性壓迫歸因為個人命運的話語，正是文化暴力最成功的洗腦成果。

歷史學者高彥頤在《閨塾師》中指出，明清時期才女文化的繁榮，實際上是一種"壓迫下的反抗"，女性通過有限的文學表達空間尋求自我救贖。當我們重讀《白婦傳》中那些被稱頌的女性故事時，應當看透表面贊詞下的殘酷真相：每一個被贊為"賢良"的妻子背后，都有一部被壓抑的情感史；每一個被夸"大度"的主母形象下，都隱藏著無數(shù)妾室的眼淚與鮮血。古代婚姻制度通過將女性分等級、設對立，成功轉移了矛盾焦點，使女性之間的互相傾軋掩蓋了真正的壓迫源頭——父權制度本身。

揭開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，我們看到的是一部綿延數(shù)千年的性別暴力史。這種暴力不是偶然的、個別的，而是系統(tǒng)的、制度化的；它不僅傷害了古代女性，其幽靈至今仍在現(xiàn)代社會的性別觀念中徘徊。當我們批判古代婚姻制度時，并非要以現(xiàn)代價值觀苛責古人，而是要認清這種制度設計的本質暴力，從而更清醒地面對當下依然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。

歷史從不是簡單的過去時，那些被《白婦傳》等文本美化的婚姻敘事，仍在以各種變體影響著今天的我們。只有徹底解構這些浪漫化的歷史敘事，才能打破循環(huán)千年的暴力鏈條，讓兩性關系走向真正的平等與自由。古代婚姻的真相或許殘酷，但直面這種殘酷，恰是我們告別暴力、重建新型性別關系的必經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