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遺忘的勝利：俄羅斯Victory Day 14與歷史記憶的政治重構

2023年5月14日，俄羅斯各地舉行了一場特殊的閱兵儀式——Victory Day 14。這一紀念日并非傳統(tǒng)的5月9日"勝利日"，而是紀念2014年5月14日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沖突中取得的所謂"勝利"。當坦克和導彈在紅場隆隆駛過，當克里姆林宮宣稱這是"新俄羅斯的誕生時刻"，我們不得不思考：歷史記憶如何被政治權力重新塑造？Victory Day 14的設立不僅是一個新的紀念日，更是當代俄羅斯重構歷史敘事、打造政治合法性的一項精心設計。這一現(xiàn)象背后，隱藏著歷史記憶與政治權力之間永恒的博弈——誰控制了歷史，誰就掌握了現(xiàn)在；誰塑造了記憶，誰就主導了未來。

Victory Day 14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的關鍵節(jié)點。當年5月14日，親俄武裝在烏克蘭東部的戰(zhàn)斗中取得了一系列戰(zhàn)術勝利，包括占領頓涅茨克機場等重要據(jù)點。對克里姆林宮而言，這一天象征著俄羅斯在后蘇聯(lián)空間重新確立影響力的轉折點。2022年俄烏全面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俄羅斯當局開始系統(tǒng)性地將這場沖突納入"偉大衛(wèi)國戰(zhàn)爭"的敘事框架。2023年初，普京簽署總統(tǒng)令，正式將5月14日定為"特別軍事行動勝利日"，與5月9日傳統(tǒng)勝利日形成呼應。這種歷史記憶的嫁接并非偶然——它反映了俄羅斯領導層試圖在民眾心理中建立新舊勝利之間的連續(xù)性，將當前的軍事行動塑造為1941-1945年偉大衛(wèi)國戰(zhàn)爭的精神延續(xù)。

俄羅斯對Victory Day 14的紀念活動呈現(xiàn)出高度儀式化的特征。在莫斯科，受戰(zhàn)爭影響較小的城市中心區(qū)舉行盛大閱兵，展示現(xiàn)代化武器裝備；而在工業(yè)城市和偏遠地區(qū)，則更多強調"英雄主義"和"犧牲精神"的群眾活動。這種差異化的紀念方式揭示了權力運作的精細邏輯——對精英階層展示實力與穩(wěn)定，對普通民眾灌輸愛國熱情。媒體報道呈現(xiàn)出高度一致性，所有渠道都在重復"俄羅斯再次戰(zhàn)勝納粹主義"的敘事框架。教育系統(tǒng)同步推出新的歷史教材，將2014年以來的烏克蘭沖突描述為"阻止北約東擴的必要行動"。這種全方位的記憶工程，旨在構建一個無縫銜接的歷史認知體系，使民眾難以從官方敘事之外的角度理解當前沖突。

Victory Day 14的設立與紀念，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合法性的再生產機制。在西方制裁加劇、軍事行動進展不如預期的背景下，克里姆林宮急需新的合法性資源。通過將軍事行動與偉大衛(wèi)國戰(zhàn)爭這一全民歷史記憶相連接，政權試圖將自身定位為國家利益的捍衛(wèi)者而非戰(zhàn)爭的發(fā)動者。社會學調查顯示，這種記憶重構在部分民眾中確實產生了效果——許多受訪者開始自發(fā)使用"去納粹化"等官方術語描述烏克蘭局勢。更為微妙的是，Victory Day 14創(chuàng)造了一種替代性的勝利敘事：當戰(zhàn)場形勢不利時，紀念2014年的"勝利"可以維持勝利者形象，避免承認當前困境。這種記憶政治不僅服務于當下政權穩(wěn)定，更在塑造未來幾代俄羅斯人的歷史認知。

Victory Day 14的設立并非俄羅斯獨有現(xiàn)象，而是全球記憶政治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。在土耳其，埃爾多安政權重新強調奧斯曼帝國歷史；在印度，莫迪政府推動對印度教歷史的重寫；在波蘭，法律與公正黨主導了二戰(zhàn)記憶的重構。這種民族主義記憶工程的全球性崛起，反映了全球化退潮背景下各國尋求自主敘事的需求。然而，俄羅斯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其記憶重構的規(guī)模和速度——在短短幾年內，一套全新的歷史敘事被建制化，并通過教育、媒體、公共儀式等渠道迅速滲透。這種記憶重構的激進性，與俄羅斯面臨的國際孤立和認同危機密切相關，也預示著后蘇聯(lián)空間歷史認知的進一步分裂。

Victory Day 14對俄羅斯社會記憶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傳統(tǒng)上，5月9日勝利日是超越政治分歧的全民紀念，不同立場的人們共同緬懷犧牲、慶祝和平。而Victory Day 14的引入，則使歷史記憶成為政治分裂的新界線——支持者視之為愛國精神的延續(xù)，批評者則認為這是對歷史記憶的褻瀆。代際差異尤為明顯：老一輩更傾向于將兩個勝利日聯(lián)系起來，年輕人則更多表現(xiàn)出困惑或疏離。社會學研究顯示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，Victory Day 14的民眾參與度明顯低于傳統(tǒng)勝利日；而在工業(yè)地區(qū)和軍事城鎮(zhèn)，新紀念日反而獲得了更高認同。這種記憶版圖的分化，反映了俄羅斯社會正在形成的新的斷層線。

從更長的歷史維度看，Victory Day 14代表了歷史記憶商品化與工具化的新階段。在傳統(tǒng)社會，紀念儀式服務于文化傳承；在現(xiàn)代民族國家，它們成為構建集體認同的工具；而在今天的俄羅斯，歷史記憶已成為一種可即時生產、調整和消費的政治資源。社交媒體上，VictoryDay14標簽下的內容被精心設計，既有嚴肅的歷史比較，也有輕松的愛國商品廣告。這種記憶的商品化不僅改變了人們與歷史的關系，也使歷史真相變得更加模糊——當歷史成為即時消費的產品，其復雜性和矛盾性往往被簡化為易于傳播的符號和口號。俄羅斯年輕一代對Victory Day 14的認知，很大程度上正來自于這種碎片化、情緒化的記憶商品。

Victory Day 14的未來走向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烏沖突的最終結局。若俄羅斯實現(xiàn)某種形式的"勝利"，這一紀念日可能被制度化，成為新的國家傳統(tǒng)；若沖突長期化或結果不利，它可能淪為政權宣傳的尷尬注腳。但無論如何，歷史記憶一旦被政治重構，其影響將超越即時政治語境。德國歷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曾指出，歷史紀念活動總是同時包含"經驗空間"和"期待視域"——既反映過去，又塑造未來。Victory Day 14不僅關乎如何記憶2014年，更關乎俄羅斯人如何想象2034年或2045年。當一代人在這個新紀念日的儀式中長大，他們的歷史意識和國家認同將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特殊烙印。

站在批判的立場審視Victory Day 14現(xiàn)象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國家如何記憶過去，更是一個社會如何被引導著理解現(xiàn)在和想象未來。歷史記憶的政治重構是一把雙刃劍——短期內可以凝聚共識、強化合法性，長期卻可能導致歷史認知的貧化和公共討論的萎縮。當歷史僅剩下勝利與英雄的單一敘事，一個社會就失去了從復雜經驗中學習的能力。俄羅斯Victory Day 14的案例提醒我們，在紀念與遺忘之間，在歷史與神話之間，存在著政治權力與集體記憶永恒的張力。對觀察者而言，重要的或許不是評判這一紀念日的"對錯"，而是理解記憶政治背后的社會心理機制，以及它如何塑造著一個民族看待自我與世界的方式。

在紀念日的煙花散去后，留下的不僅是瞬間的光輝，還有深入集體心理的歷史認知模式。Victory Day 14最終將被載入史冊，但關于誰有權定義歷史、記憶如何被政治化的思考，將長久地伴隨所有關注俄羅斯及其影響區(qū)域的人們。歷史從不只是關于過去，它始終是我們理解當下和通往未來的鑰匙——而這把鑰匙的鑄造權，往往掌握在那些能夠主導記憶政治的人手中。